社会转型期的集体焦虑，企业残酷生存法则，社会文化配套的缺失，种种现实的矛盾在这家最典型代工企业里滋生集聚，直至引发了一场核聚变。

  据央视《经济半小时》报道：5月21日凌晨,富士康又一位员工跳楼身亡，而在他之前已经有9个人跳楼,造成7死2伤。一位企业员工跳楼,可能是一个偶然事件,可是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,富士康却接连发生了十连跳,这背后会不会存在什么联系和共同点,不免让外界对这家企业产生了疑问。

  为什么偏偏这家公司如此频繁出现员工跳楼事件,富士康里面研究隐藏着什么秘密?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。

  不同的人面对问题，会采取不同的做法。有的人心理素质坚强些，就会处理得比较到位，而有些人心理脆弱，就会选择比较极端的方式，但是这些年轻的生命就定格在了花季青春，却是让人感到痛心。面对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，作为当事方的富士康集团，究竟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呢？能不能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呢？

  镜头一：

  24岁快乐男生梦断富士康

  2010年5月6日,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。24岁的卢新,2009年8月进入富士康工作,每月底薪2000元。这个喜欢音乐、曾经参加过湖南快乐男声比赛的男孩,梦想是能当一位歌手。

  在厂区外卢新租住的宿舍里，记者发现了几张工资单：2009年12月,2781元；2010年1月2240元；2010年3月3541元。卢新的基本工资2000元,加上加班费,每月会有两三千元的收入,在他入职的8个月里，他一共向家里寄过13000元。“我记得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,他好像就发了1800元还是1900元,他寄了1500元回去,我感觉到很了不起。”工友说。

  在卢新生前的博客里,他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为了钱来到公司,可阴差阳错,没进研发,来到制造,钱还算多,但是在浪费生命。真的很后悔,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啦,很迷茫。”

  镜头二：

  每天仍有数千人涌向富士康

  在富士康公司设置的新员工常年招募点,从早上6时开始,这里就聚集了上千人,尽管5个月内连续发生9起跳楼事件,但是并没有阻止这些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。

  这些应聘的年轻人来自全国各地,他们大多数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来到这里应聘,而他们应聘的这份工作,每个月只是一份刚刚满足深圳市最低工资900元的普通工作。应聘者说：“包吃包住，又有劳动法作保障，会选择加班。农村人，在家里都是干农活的，12个小时没有问题。”

  招募点的工作人员说，这里每天可以招募两三千人，最多的时候达到过上万人。在富士康，80后90后的打工者已经超过85%。富士康龙华园区资深副理万红飞称，现在流动性比较高，尤其是基层员工，统计数据显示，2004年、2005年每个月只有2%~3%的流失量，而现在增加到4%~5%。

  镜头三：

  想赚取更多钱就得加班

  在生产线上最普通的一道工序是贴胶纸：在主板上贴18张胶纸，两分钟内完成。每个工人每天要完成220块这样的主板，他们每天10个小时的时间，都是在这样简单而又重复的工作中度过的。

  每个工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。这些工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，每个月只能拿到900元的底薪，如果他们想赚取更多的钱，就不得不选择多加班，不得不选择放弃自己休闲娱乐的时间，进行简单而又重复的劳动。

  富士康员工称，每天加班两个小时。要打工的话，平时肯定喜欢多加一点班，多赚一点钱。

  富士康员工童小燕说，赚的钱里面，加班赚的比重有一半。

  童小燕说，工作久了，自己也会觉得累，乐观开朗的她，遇到烦心事或者工作太累的时候，就会听听音乐或者跟别人聊聊天，让自己放松。近期几起跳楼事件，让他们既觉得惋惜，又觉得不理解。

残酷企业机制易致心理问题

 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：“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让这种问题得到一个舒缓，把自己从一个机器人、一个赚钱工具变回一个人，那可就会有心理、生理等各方面问题出现，就会发生极端事件。”

 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工人是被机器挟持的，进而变成了机器。如果一个工人做一个简单重复的工作10个小时，我们知道人会有七情六欲，一旦七情六欲被压抑下来，我们在心理、生理上都会有高度紧张，最后有冲突爆发。”

  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，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，员工人数从1996年的9000人，增加到2009年74.8万人，2010年更是达到了80万人的从业大军。作为全球代工之王，他们财富的创造者恰恰是这80万年轻人。

  刘开明认为，这些年轻人迈入社会踏出第一步之后，就迎面遇上了一堵墙，“而我们所有的机制都是排斥他们的，我们所有的声音都是告诉他们，你们是打工的，你们不属于这里，所有信息对他们都是不利的，所有东西融合在一起，就加剧了他们的这种困境。这种矛盾没办法解决、克服的时候，那么脆弱一点的人，就会选择自杀的形式，来克服这种困难。”刘开明说。

 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：“我们很难说到底谁是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有很复杂的原因，各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原因归咎于他们自己，因为他们很多在16岁~19岁，他们心智还没有成熟，就过早地踏入这个社会，承担起为我们国家、为企业、为富士康这种大企业创造财富的重任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们的社会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，我们的政府应该承担最多的责任。”